從小就被趙丹主演的電影《林則徐》中生動演繹的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形象所打動，長大以后又為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以福禍避趨之”的名言所折服。不想年過不惑，卻在書店里偶然看到一本標有“迄今為止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近代史專著，代表中國近代史寫作的巔峰”腰封的蔣廷黻所著《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被稱之為中國近代史的“拓荒者”、“開山的人”，引領了近代史研究的風潮。此書1938年完成并于次年出版，全書僅有14萬字，沒有枯燥的考據和史料的堆砌，將近百年的演變和人物娓娓道來，對中國近代史學有開創性貢獻。書中所講的鴉片戰爭及主要人物林則徐的分析評價就于自己從小所熟知的大相徑庭：鴉片戰爭并不是帝國主義列強欲將中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圖謀，而是由清朝官吏的無知造成的，長期閉關自守，看不清世界發展大勢，頑固維持天朝上國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而主戰的林則徐也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作為舊文化最好的產品，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而主張與英國議和的琦善并非“奸臣”和“賣國賊”，而是中國近代大變局中第一位知曉中西差距而運用外交手段縱橫捭闔的賢明開化之人，“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超時人，林則徐與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參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P214，武漢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上述的表述完全顛覆了自己多年來從書本、課堂所學到的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結論，自己對此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頭腦。
近讀中華書局出版的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一書，才了解到中國近代歷史書寫與歷史敘事的奧秘。原來自己所熟悉的鴉片戰爭歷史與林則徐、琦善的評價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以階級斗爭作為歷史主題闡釋的中國近代史，范文瀾首版于延安的《中國近代史》也被頌揚為“系統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奠基者”，但是陣營有所不同，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頌揚，范文瀾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論斷則是強調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以近代中國的起義和革命為中心，頌揚起義和革命并妖魔化它們的敵人，這種浪漫主義的寫史風格以歷史的客觀性為代價，型塑了政治化史學的書寫架構，（參見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P78——79，中華書局2013年10月版）將歷史作為服務其政治目的的強大工具，由此小心地選擇歷史碎片進行高度主觀化、道德化的歷史渲染。正是由于妖魔化、浪漫化、主觀化、道德化的歷史書寫，才將蔣廷黻的現代化歷史敘事的開山之作成功地改造轉換為范文瀾的革命化歷史敘事，所以人們了解到的鴉片戰爭、林則徐、琦善的面貌迥然不同。
歷史為政治服務造成了歷史的迷霧，使許多飽學之士如墜五里霧中，對歷史事實的認識遠非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開山之作所講的那樣：琦善以個人的遠見卓識而練達、成功地與英國達成停戰協議，是近代中國真正的政治家和第一流外交官，林則徐不過是傳統的“自利”文人，熱衷于個人聲譽遠勝于民族利益。范文瀾的革命化歷史敘事則是做了如此的解讀：琦善卻是與外國侵略者妥協的近代中國最糟糕的投降者鼻祖，林則徐則是“深知抵抗侵略必須依靠民眾”的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參見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P82，中華書局2013年10月版）
截然不同的兩種歷史敘事直接左右著人們的歷史判斷與思維選擇，究竟是以蔣廷黻為代表的現代化敘事還是以范文瀾為代表的革命化敘事為歷史判斷的依據呢？可以說兩種敘事一直都是意識形態驅使之下歷史想象的產物，而不是歷史事實的嚴肅重建。（參見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P28，中華書局2013年10月版）歷史書寫是根據主觀思想和政治傾向的詮釋工具，直接造成了重重的歷史迷霧。只有練就火眼金睛，擺脫妖魔化、浪漫化、主觀化、道德化的歷史書寫，我們才能真正認清歷史的基本事實，才能找尋到歷史前進的軌跡以及決定形成這一軌跡的歷史邏輯。
（作者為天津市奶牛發展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