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的印象趙匡胤留下的宋朝是積貧積弱的，其本人則是孱弱的，就連一代偉人毛澤東都說“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其實趙匡胤在清代思想家王夫之看來并非孱弱，一點也不“稍遜風騷”，而是歷史上的善治之君。王夫之早就在《宋論》中為我們揭示了這一點。
王夫之早就思考研究為什么“宋既無積累之仁，又無撥亂之績，”而趙匡胤能夠受到“如狂之亂卒”推擁“弋獲天下大位”呢？其實趙匡胤即位以后一直“降德于民以靖禍亂”，為了達到“降德靖亂”的目的，趙匡胤“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余風而寬仁布”，也就是說他不用軍隊經過激烈的戰斗就平定了天下，不用刑法管理就能使猛將順服，沒有像中興商朝的甘盤這樣的賢臣一樣能搞好禮樂法度，親身感受了搶劫殺戮所留下的惡劣影響而對百姓寬厚仁慈，所有這些并不能說明趙匡胤是性格孱弱的，王夫之卻恰恰認為其“固宜為天下之君”，認為趙匡胤君臨天下，都是“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啟迪之”，上天對其的“陟降“也就是神靈的暗中保護，使趙匡胤“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云霧而見青霄者，孰為為之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于天之佑，可以見天心；于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上天啟迪保佑著趙匡胤，使其能夠以撥云見日的聰明睿智從來不做邪惡的事情。那么上天所降于趙匡胤之心到底是什么呢？
上天降于趙匡胤的是“懼”，趙匡胤最終能夠統一天下，宋朝傳世百年的盛治，正是由于趙匡胤的“懼”，即“惻悱不容自寧之心”，在于趙匡胤的怵惕不寧，趙匡胤的恐懼警惕表現在其“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不敢以誅夷待勛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恰，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趙匡胤內心的憂思抑郁、難以安寧來自于他對自己的正確認識與判斷：權力分量不夠大，所以不敢用軍隊來威嚇劫持遠方的百姓歸順于他；聲望不夠大，所以不敢來誅殺消滅有功勛的舊臣；學識不是天生早就具備的，所以不敢以個人的聰明來輕視天下讀書人；恩威不行，所以不夠用嚴厲的刑法來對待官吏和百姓。因此趙匡胤“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由于戒懼而生謹慎，由于謹慎而生勤儉，由于勤儉而生慈愛，由于慈愛而生和氣，由于和氣而生禮儀，于是趙匡胤雖無赫赫之功而能不自廢，無積累之人而能不自暴，“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溢”，所以王夫之認為其并非孱弱之人，而是宜為天下之君。
趙匡胤所走的為君路線不是“德薄而道必窮”，而是“由心而發為仁政”，在五代殘暴的格局中趙匡胤以一介草莽而能君臨天下，他憑借的能為是什么呢？其權不重、望不隆、學不夙、恩不恰，看似沒有坐天下的一技之長，而開創了宋朝的百世基業，正是由于他“染掠殺之余風，怵天命之不恒，感民勞之已極”，他對于百姓所處于的水深火熱感同身受，能夠“行其心之所不安”而“恤其久遠”，所以趙匡胤在治理天下的具體行動上能夠做到“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尚儒素”，以自己的仁義之舉而達到了“天下絲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的善治。趙匡胤的善治“皆因其心”——“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正是由于趙匡胤“心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趙匡胤的善治出自其善心，他始終對苦難的百姓表示同情，一直滿懷著不忍之心而“降德靖亂”于百姓，最終走的是與苛政、暴政、虐政相反的德政、仁政、賢政的治國理政路線，承天應命開創了趙氏江山，成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一代賢君。
（作者為天津市奶牛發展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