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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金維一寫的《帶著偏見上路》一書，被這個書名所吸引，想探究一番到底寫的什么內容，原來是作者對曾經和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中19個神秘而親切的城市的游記。
作者金維一是資深媒體人，高級記者，傳媒研究專家，作家，電視劇《蝸居》、《杜拉拉升職記》總制片人，這本書是游記作品，但其視角是比較特殊的，選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切入的角度卻是所謂的“偏見”。所謂偏見是指偏于一方面的見解和成見，這種對人或事物所抱有的負面的固定不變的看法，其實說穿了就是謊言和神話，謊言是指不真實騙人的假話，神話則是那些荒誕無稽之談。作者在書中揭示出“人不能超越時代而存在”，“你以為曾經了解的都是真的，未曾抵達的都是美的。而真相。不僅需要親歷，更需要時間”。所以帶著過往對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東德、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古巴、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宣傳所留下的種種偏見，作者上路了，去親眼看看這些國家到底“發生了什么，掩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是不是如我們宣傳喉舌塑造的那么欣欣向榮的景象？
通過作者身歷其境感悟到的這些國家歷史淵源、身世背景、風土人情、生活習慣的眾多不同，但共同的理想信念讓這些國家聚攏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所以作者每一次游走總能發現“它們相隔萬里卻又彼此相似的地方，每當回看歷史常常能發現，曾經的勝利與失敗、理想與現實、鮮花與血淚，所有的美與丑、善與惡、罪與罰，都是如此雷同，讓人不得不感嘆，究竟是那個徘徊在二十世紀的幽靈太強大，還是永恒的人性太執著？”（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11）雖然紅色旗幟高揚的時代早已遠去，今天我們需要重新上路，去尋找歷史發展變化的奧秘。作者在對這些國家的歷史敘述、現實經歷與各種傳言的描述時，心中一直有一個深深的疑問：“這個世界的某一個地方，某一個角落，其本質究竟是由什么構成的？到底是什么決定了它區別于其他地方，成就了它的本質狀態？什么才是塑造它的風貌與氣質的決定性因素？是國家、民族、宗教、還是所謂的意識形態？”（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204）
作者抱著這個疑問游歷了這些國家，發現歲月抹不去的痕跡所留下的真相并不像過去我們宣傳的那樣，歷史從來是由強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與心愿來書寫的。書中對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描寫最多，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該書第24頁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真相的浮出歷史水面的顛覆性的揭露，涅瓦河上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發出的聯絡信號的空彈，早已被宣傳鼓動家們描繪成了十月革命的符號和象征了，而冒著槍林彈雨用鮮血和生命奪取冬宮的情節純屬杜撰，留在我們集體性的視覺記憶中的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1937年拍攝的為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獻禮作品《列寧在十月》的虛構與藝術夸張，這部乾坤轉移、跳蚤變龍種的虛構加工出于當時電影局長舒米雅茨基的邀功心切和對斯大林的曲意逢迎。歷史回到了原點，真相被還原，我們還能保持當初的熱血沸騰、激情澎湃嗎？難怪一個曾經充滿激情和夢想的國家，曾經期望建立人類歷史上最科學、最公正、最健全的國家，“漸漸變得習慣、麻木、機械、專制、低效。”（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62）作家博羅金為人們揭示了勃列日涅夫最后幾年蘇聯沒有信仰和玩世不恭的社會狀態：“人們已經什么都不相信，但是繼續遵循著游戲規則，承擔自己的社會角色。”（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106）渾身掛滿勛章的勃列日涅夫對自己的家人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老百姓聽的空論。”（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106）
我們曾經信仰的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再也不是保爾·柯察金所講的“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了，早已事過境遷，人們都忙于金錢與物欲的滿足，蘇東劇變以后這些國家的人民發出“自由是有了，可如果沒有錢，自由又有什么用處”的慨嘆。通過作者的游歷，我們可以看到虛假的意識形態的夸張宣傳對于歷史的歪曲，對于形成共同凝聚力的破壞，正如作者所說“世界如此顛倒，卻又如此合理”（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113），不管你如何對歷史喬裝打扮，都難逃“命運自有的時間表”（金維一《帶著偏見上路》P75），歷史滾滾向前的潮流與激浪將淘盡真相，否定一切的偏見、謊言、神話，回歸本來面，仍然會展現出人們對生活的渴望與對自由的向往。
（奶牛中心 杜玉祥）
